刘海龙教授畅谈新媒体环境下“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发布时间：2017-04-24    浏览量：    分享到：   

通讯员陈佳怡 彭晓玲报道 “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国家就是一个偶像，不是崇拜而是可以平视的对象，人人都可以参与建构……”3月29日，应邀而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在人文楼A143报告厅带来了题为“像爱护爱豆那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的学术讲座。

刘海龙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新闻传播史论部主任，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2016年入选北京市新闻人才“百人工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

结合新媒体的发展现状以及网络热门事件的发酵过程，刘教授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民族主义本身发生的变化；二、新媒体技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影响。

讲座伊始，刘教授以“帝吧出征Facebook”等网络热点话题，从“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两大维度深入分析了“网络民族主义”的深层含义。刘教授指出，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从技术层面着手的少之又少，这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一大遗憾。当前技术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认为传播技术单向的决定或规定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二是认为技术仅仅是扩散民族主义的工具与载体。这些看法均是低估了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实践的复杂关系。麦克卢汉的“印刷术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以及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都是将技术与生产关系割裂；没有意识到技术作为技术、文化的复合体，本身就是生产关系，技术就是文化，文化就是技术。只有驯化传播技术，赋予它特定的意义，才能将它纳入我们的生活体系。

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民族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与转型？刘教授认为：一方面促进了边界的消融与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对新媒体的驯化。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促进了空间感的消失，人们的学习、社交、游戏、新闻获取。消费、情感交流等活动的边界逐渐消融，爱国与追星、玩网络游戏的逻辑逐渐趋同。另一方面，促进了“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一部分平时远离政治的青少年网民，包括一些被称为“小粉红”的粉丝群体，以网络游戏和粉丝群的动员和组织方式进行联合行动，积极的参与对国家的建构与生产，将自己的想象投射到国家上。他们对于国家的感情带有粉丝对偶像的特征，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爱国”被行动者想象成与主流的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文化相对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行为。粉丝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存在，具有青年亚文化特有的反叛性。

此外，刘教授还详细解读了新媒体在民族主义变化与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新媒体改变了民族主义的议题，并成为热点导火索。早期网络民族主义的议题基本来自现实政治事件和大众媒体，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草根化表达，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提供了大量象征资源，民族主义的议题越来越日常化。刘教授认为新媒体改变了民族主义中使用的象征符号和表现形式。拼贴制造的夸张、恶搞、多义的表情包取代了单一的政治口号，以怨怼为底色的沉重情感已经为更为轻灵的反讽、戏仿、戏谑所替代。他指出，这种混合了反讽、自嘲、愤世嫉俗等特征的表达方式正是一种矛盾对立情感的表现。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道德优越感，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秩序的妥协与顺从。网络提供了底层表达的可能性，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最佳载体。

新媒体为民族主义的动员、组织和实现提供了平台。粉丝民族主义的组织被称为“无组织的组织”，参与者通过在线游戏与粉丝团等组织方式聚集在一起。刘教授讲道：“粉丝就是将偶像当做‘过渡客体’进行建构。”“过渡客体”作为接通与社会世界的桥梁，粉丝把自己的想象投射到偶像身上进行建构。粉丝民族主义亦是如此，粉丝民族主义者摆脱了官方的束缚，建构与想象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和平、开放、强大、独立等），并将自我的期待投射与其上。这种关于民族话语中蕴含的积极因素，给重构现实中国及中国形象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最后他以粉丝追星与萨德事件为例提出了国家的概念，从辩证的角度总结得出对于网络民族主义者（特别是青少年），不应做简单的否定，而是应予以同情理解，并从一名学者的角度悬置我们的偏见，去思考其存在的现实性因素，这样才能立足现实加大对国家的想象，更好地建立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感。

在互动提问环节，刘海龙教授生动地回复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先后就“主流文化的深度定位”、“民族话语权的现实性”、“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为同学们做了全面深入的诠释。